光绪二十一年年底，李莲英意外得了一万两银子，这银子是慈禧赏给他侄女李淑芳的。李莲英当初送这个侄女进宫时，就是希望能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。结果，李莲英的这个侄女倒是很争气，慈禧太后万寿时穿的许多衣服，很多都是出自李淑芳的手笔。
但是，绣花毕竟是一个苦活儿，绣得久了，连手都会变形。所以，李淑芳也该离开宫里了。慈禧心疼她，就特别给批了一万两银子的赏钱。
李莲英与李淑芳商量之后，便决定用这笔钱送李淑芳的两个堂哥——李福海和李福恒出国留学。当然了，李莲英能有这样的见识，倒不是从慈禧那里学的，因为慈禧向来守旧，不太喜欢那些西洋的新鲜玩意儿，尤其是那些新思想。
而让李莲英萌生送两位侄儿出国这个念头的，却是因为这年春天发生的一件大事，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“公车上书”事件。
甲午战争后，清廷立即派李鸿章去与日本谈判，并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这份丧权辱国的协定让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，而且从此负债累累。这时，上京赶考的举人康有为和梁启超，便带领十八省共计一千多名举人上书请奏。www.zycjzx.cn 菜戒小说网
这封上书虽然最后没有递到都察院，但是却在全国流传开来。康有为这些人把公车上书的主张，通过他们出版的《中外纪闻》等报刊进行传播。此时，无论是李莲英还是光绪帝，也都看到了这股新生的政治势力，看到了来自维新派的政治主张。
实际上，一直不被清政府看在眼里的日本，正是因为通过明治维新，才国力日渐强大，最后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清军。
这种近在咫尺的案例，无疑成为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希望。人在刚刚失败的时候，是最具有报复意志的，更何况打败自己的，是自己从来都不放在眼里的小日本呢？而洋务运动的发展，以及大量留学生的归国，也让当时的社会多了一些先进的思想。而那些先进知识分子，也都在积极地寻找救国的方案。于是，维新派的主张便成为了一味备受关注的“灵丹妙药”。
其实，李莲英也看不明白维新派那些主张，因为他所掌握的绝大部分学问都来自慈禧，但这并不代表李莲英意识不到维新派出现的意义，何况自从将袁世凯引荐给康有为后，那袁世凯也经常给自己介绍一些维新派的主张。
李莲英听得多了，多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切都已经与过去的时候不同了。正是因为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李莲英一拿到慈禧赏给自己侄女的那笔钱后，便决定送两位侄儿出国留学。
此时，除了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之外，还有一股力量也开始在民间兴起。这股力量与康有为等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不同，他们来社会的最底层，与太平天国相似，具有朴素的宗教式信仰，能够极大地调动起大批底层的人民。当然，这股力量当时还在孕育中，等到维新派的革命失败之后，他们才开始崭露头角。
光绪二十三年，又是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一年。在这一年里，中国先后被德国抢占了胶州湾，被法国强租了广州湾，被英国强租了威海卫和香港的新界地区。随着日本联合舰队在甲午战争中的完胜，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卷土重来，把中国视为一块等待瓜分的大蛋糕。
而此时的光绪帝，虽然也知道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，但他依然能够看到一丝光明。而能够给光绪帝带来希望的这道光明，就是维新派手中的新政大旗。
这时，受到维新主张影响的，不仅仅是光绪帝，还有李鸿章、翁同龢、袁世凯等重臣，只是这
些重臣都坚持应该循序渐进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可惜的是，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，虽然思想先进，但却不懂政治，只是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偏执和清高，在公众面前描绘一个国富民强的未来。
就在维新变法的思想开始慢慢渗透朝廷的时候，慈禧突然下了一道懿旨，让刚刚回到京城不久的荣禄顶替了李鸿章空下来的差事，成为了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
此时，荣禄的手中有甘军、武毅军和新建军三支军队。其中，新建军的长官正是与维新派往来甚密的袁世凯。
与袁世凯部分支持维新派主张的立场不同，荣禄可以说是朝臣中反对维新变法最坚定的力量。因为维新变化直接冲击着荣禄这些守旧派势力的利益，认同维新变法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失而复得的权力和财富。
朝中持同样想法的朝臣，也就是守旧派的势力，现在依然占大多数，包括众多洋务运动的支持者，这时候也站在了守旧派这边。
因为康有为主张的维新变法，几乎是全盘推翻现有的政局。所以，一旦变法成功，就意味着所有的权力都将被重新洗牌。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会受到这场变革的影响，而已经把持朝政多年的守旧派是无法忍受这种变动的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些守旧派大臣的背后，习惯了以天下物力供自己一己欢乐的慈禧，在最初的时候也并不反对维新，她甚至还主动告诉光绪帝：“变法乃素志，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，派子弟出洋留学，造船制械，以图富强也……苟可致富强者，儿自为之，吾不内制也。”
而且，自从光绪帝亲政以来，慈禧几乎真的不再干涉国政，但这一次光绪帝实在玩得太大了，他完全忘记了当初同治帝是如何被架出弘德殿之事。
慈禧与朝中大部分洋务派人士认识相同，能够接受维新派的大部分观点，但是却无法接受这种维新的节奏。因为这无疑是先毁掉了她经营了几十年的朝政势力，然后还剥夺了她维持这种奢华生活的政治条件。
此时的慈禧，虽然名义上已经归政，但却并没有真正放掉手中的全部权利。从某种程度上，光绪帝仍然只是具有“行政事务权”，主要官员的任命权和兵权都还在慈禧手中，何况还有庆亲王、恭亲王、六部尚书等王公大臣，这个时候统统都在站在了慈禧这边。
但现在的光绪帝已经被甲午战争的耻辱磨去了全部耐性，越是面对守旧派的巨大压力，他越是急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朝廷。试图通过维新派的变法图强，在自己手上实现一个新的强大的王朝。
于是，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，随着保国会声望的不断提高，光绪帝不顾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，正式颁布《定国是诏》，接见了康有为等维新人士，宣布正式开始变法，并且明发上谕，从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几个方面进行变革，大开学习西学、留学海外的大门，鼓励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发展，并且正式建立君主立宪政体。
至此，“戊戌变法”的序幕终于拉开了。然而，这场维新变法仅仅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，便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。而这场变法之所以如此之短，李莲英的知交袁世凯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这个曾经彻夜向李莲英解释维新派政治主张的袁世凯，在通过李莲英结识康有为之前，已经结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，那就是他现在的顶头上司，被袁世凯引为“伯乐”的荣禄。
光绪帝在仓促间进行的维新变法，在施行时，遭到了守旧派的一致阻碍，而维新派的关键人物都空有一腔热血，虽然对其他各国的君主立宪制研
究得滚瓜烂熟，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复制到这块拥有四万万人民的土地上。
病急乱投医的维新派在度过最初的亢奋后，终于意识到兵权尽皆在守旧派手上，整个革命根本没有一股有力的力量来保护。于是，这群革命者又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找到了一个所谓的答案，认为革命必然就要有流血，有牺牲，要想保护好革命的果实，就必须用鲜血来为革命开路。
当一群文人要动武的时候，所依靠的当然不是拳头，而是舌头，而他们要游说的对象不是别人，正是维新派中唯一一个手握兵权的重臣——袁世凯。
他们要刺杀的对象也不是别人，正是守旧派共同的希望，光绪帝背后巨大的阴影——慈禧太后。
可是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在康有为找上门来之前，袁世凯刚面见过光绪帝，对于现在维新变化的进展，袁世凯更多的是担忧，甚至开始有了反对的态度，他在上奏中称：“古今各国，变法非易。非有内忧，既有外患。请忍耐待时，步步经理。如操之过急，必生流弊。且变法尤得在人，必须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，赞襄主持，方可仰达圣意。至新近诸臣，固不令明达勇猛士，但阅历太浅。办事不能慎密。倘有疏误，累及皇上，关系极重。总求十分留意。天下幸甚。臣受恩并重，不敢不冒死直陈。”
从这道奏折中，我们便不难看出，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同情康有为，也曾经向强国会捐款，甚至还代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，但他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却已经产生了动摇。
说到底，袁世凯只是洋务派走过来的人，他与康有为这些“舍得一身剐”的激进分子不同，在他的先进思想下面，还保留着一具陈腐的奴才骨架。于是，几乎没有思考太长的时间，袁世凯就选择了背弃维新派，连夜赶到荣禄的府上，将维新派的目的和计划都告诉了荣禄。
荣禄听完了袁世凯的密告后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到颐和园。当他灰头土脸地跑到西苑时，若不是李莲英认出了他，恐怕连慈禧的面儿都见不着。
这位直隶总督不奉宣召违禁入宫，一见到慈禧的面儿，就跪下喊救命，倒是把慈禧太后吓了一跳。在荣禄前言不搭后语地讲明白了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后，李莲英又见到了暌别已久的愤怒的慈禧太后。
自从归政以后，慈禧太后虽然没有把权力都交出去，但她已经不再过问很多事了，而且更愿意把精力投到养生上，所以也开始刻意控制自己的脾气。上次发怒还是李莲英被弹劾，她被谏官讽刺把持朝政的时候。但这一次的怒火明显远胜过前次，甚至胜过以往的任何一次。其实，在晚清末期，暗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但是对于慈禧来说，却有人动起了暗杀自己的心思，这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连掉根头发都要叹息的慈禧太后，自然对想要暗杀自己的维新派动了真火。
原本就已经准备好了要着手阻止变法的慈禧，这一次直接采纳了荣禄的建议，第二天便发动了政变，囚禁了光绪帝，同时搜捕那些维新派人士。这时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迅速通过自己的渠道，分别逃到了法国、日本等地，但谭嗣同、康广仁、林旭、杨深秀、杨锐、刘光第等这些人却选择了留下来，希望用自己的鲜血，唤起更多人维新图强的意识。
一场不成熟的变法维新就这样落下了帷幕。而这场“百日维新”的结束，也标志着光绪帝亲政的结束，这个好不容易熬到了亲政的皇帝，在亲政之后几乎没有一日顺心如意，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开展维新变法，却在百日后即宣告失败，从此终身被囚禁起来。
（本章完）